“1947年7月的午后，主席，能不能同我们合张影？”高智鼓起勇气脱口而出。 毛泽东抬头专业股票配资炒股，手里的铅笔只剩光秃秃的木杆，他笑着反问：“照片？你们可别嫌我忙啊。”一个俏皮的眼神，让在场的同志们都松了口气。
这件“小事”发生在靖边县小河村。那一年，胡宗南的部队刚把延安“推平”，中央机关不得不分散转移。旅途艰辛，吃住简陋，胶卷更是紧俏，照相机常年锁在木箱里。正因如此，工作人员才把一次合影视为难得的“奢侈品”。
高智想拍照的念头并非一时兴起。他是机要室里年纪最小的报务员，干的是抄电和译电的细活，平常只能透过窗缝瞧见主席忙碌的身影。能留下同框照片，对他来说既是荣耀也是纪念。只是，他不知道如何开口，直到借铅笔事件给了他灵感。
那天上午，毛泽东需要一支新铅笔修改作战要点，秘书叶子龙跑遍了几个部门，才在机要室借到二十多支“施德楼”。同事们没想到主席会缺铅笔，更没想到自己随手递出去的笔会触发一次合影。高智抓住时机，用陕西口音嘀咕了一句“要不就一起照个相”，便把自己推到前台。
毛泽东性格爽朗，见大家拘谨，故意打趣：“给我这么多铅笔，不就该回礼吗？走——照相去！”一句话点燃了众人热情。几乎瞬间，机要室、秘书室和警卫班的同志一窝蜂挤到院子里，搬板凳、擦镜头、调整感光度，一通忙活。摄影师焦急地挥手：“别动，站稳，底片只够拍三次。”
构图排位是一门学问。李质忠处长指挥：“个子矮的蹲前排，个子高的站后排，中间留给主席。”高智个头不高，理应占据前排C位，可他临拍摄前还是让出半步，把身子侧在主席右前侧。咔嚓两声过后，胶卷已空。拍摄完成的那一刻，大家像打了胜仗一样，七嘴八舌围着摄影机——只有高智低着头，心里忐忑。
几天后，洗出的样片送到叶子龙手上。前两张尚可，第三张却让高智差点掉眼泪：他的脸被半截肩膀挡住，只剩右脸贴着照片边缘，他忍不住嘟哝：“老叶，这可咋办？只剩半张脸，回家咋跟母亲说？”叶子龙一时语塞，偷偷拿给主席看。
毛泽东盯着那张“半脸照”笑了：“小高自己挪的位置，怪不得人家相机。”话虽如此，他还是让后勤再找胶卷。然而转战在即，没有多余物资，第二次合影只能作罢。高智只好把那张“残缺”的相片包好，塞进电报册里随身带着。
战事推进，西北野战军在陕北打出声势，中央机关逐步北移。1952年，高智因表现出色，被叶子龙推荐进入中央办公厅机要局，真正成了毛主席身边的秘书。十年的日夜相伴，他见证了《论十大关系》的创稿，也目睹主席凌晨批阅文件的专注。每逢闲谈，主席偶尔调侃：“小高，当年那半张脸，现在怕是值一箱铅笔了吧？”一句轻松的玩笑，夹杂着老友之间的默契。
进入60年代，国家建设全面铺开，毛泽东屡次嘱咐警卫、秘书到地方锻炼。高智恋恋不舍，申请回陕西，带着那张旧照片和满脑子工作经验，成为省里的一名干部。离开北京后，他隔三差五写信向主席汇报，不谈官职，只聊天气农事。1976年9月，他在西安听到噩耗，整夜伏案，唯独把那张半脸合影摆在灯下，烟灰落满桌面，也没挪动一下。
20世纪末，李敏主编《毛主席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》时，多方搜集史料。高智珍藏的相片被影印进书里，出现了三次——一次大图，两次局部。出版座谈会上，有人指着模糊的侧面笑问：“这半个人是谁？”时任陕西某地级市老干部局顾问的高智抿嘴，只说：“年轻时不懂事，站错了位置。”一句平常话，让很多老同事红了眼眶。
今天翻检档案，这张相片依旧存放在中央档案馆的恒温柜。影像里，主席身着灰布军装，神态轻松；左右两侧的工作人员有的满脸稚气，有的略显疲惫。右下角半截脸的高智像是向外探出，仿佛在对后来人诉说什么——胶卷有限，机会难得，时代在推着每个人前进，你若错过取景框，就只能留下遗憾。可正是这份遗憾，让一位基层报务员在回忆中保留了最鲜活的瞬间，也让后人看见了战争年代“普通人”的真实表情。
影像定格，历史不停。高智那半张脸，承载的不仅是一段插曲，更是战火岁月中人与人最朴素的信任与惦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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